涂姓的渊源 二 涂钦
“涂钦”，在《百家姓》中是指两个姓；涂姓与钦姓。在涂氏家族中，涂钦则被尊称为江南涂氏之始祖。
有关涂钦的实物资料，只有“冢砖”一种；明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，在江西丰城三坊一带（后名侯墓冈），发现带有“咸康三年岁在丁酉涂侯墓”十一
字的冢砖。清顺治己酉（1669年），族人重修三坊之侯墓冈、清界址立墓碑时，又拾得有同样文字的冢砖一方；“砖脊阳文，字迹清晰，隶书园笔，古气盎然”。此砖曾为丰城甘棠涂氏俊公（筱塘乡北下村）24世孙、顺治丁酉科举人涂继昂珍藏于家中。
有关涂钦的唯一文字历史资料，是东晋名臣王导为涂氏家族撰写的《晋侯封旧藏谱叙》 。
跟据这些可信度较高的资料可知；
1，涂钦生于“高平陵事件”前一年（248年），卒于咸康三年（337年），享年九十余岁。
2，永嘉元年（307年）“随晋南渡”，涂钦时已六十余岁，当时东晋元帝、司马睿只有三十二岁。
3，永嘉三年（309年）“出镇豫章”。
4，建兴乙亥（315年）秋，“始举江东大族，侨迁豫章之塗舍村，而子孙定居焉”。
5，建兴四年丙子（316年）仲冬既望，涂钦之孙、刑部江东司员外郎涂成，“携此谱以求叙”， 当时东晋名臣、四十一岁的王导与他“乃忘年友也”。
6，“以功封新吴侯”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。
7，后人补写的“享年九十余，卒葬武阳港东，筑大墓塋一所，三祖并葬其中，空设土槨二十余冢”，更成为大家的疑点。
历来涂姓家族，还根据族谱所载；建武元年（317年）东晋建国时的诰命云“惟卿戮力行阵，扈跸南迁，功盖臣邻，勋存社稷，封卿为新吴侯”。
认定涂钦是以“扈跸南迁”封侯，不但有他担任过种种职务的推断，而且将封侯的时间推定为建武元年即317年。
事实上当时的“扈跸南迁”，只不过是司马睿一次职务的调动。
永兴二年（305）七月，司马越以西迎惠帝为借口，联络山东各方镇讨伐长安。临行前，他以司马睿为平东将军、监徐州诸军事、镇守下邳，为他看守后方，并将司马睿所属青壮年人马，全部征调殆尽。
永嘉元年（307）三月，历时两年的“陈敏之乱”得以平息，但是南方的“米布军资”，朝廷急需用来救患周急。此时{七月己未）、司马越接受了其夫人
裴妃及琅琊王氏家族的建议；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、假节、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等职，负责镇守建邺（今南京市）。
从下邳古城，由陆路直到南京，不过300公里的路程，若由漕运经扬州到南京，也只有355公里，司马睿与其王府掾属以及王氏家族一行，居然费时五十九天，每天平均行程仅约十或十三里。即使这样旅游式的缓慢南渡，司马睿也没有将他的老母亲带上同行，显然他也以为这只是一次职务的调动。钦公虽然参与和组织了这次南下调动，但仅仅以此封新吴侯，于情理好像极不相符。
司马睿的南下，对于琅琊王氏家族来说，则是王敦、王导、王旷等兄弟精心筹划的重要战略举措。
首倡此议的王旷，此前为丹阳太守，曾与扬州刺史刘机同治秣陵，陈敏之乱后，二人皆弃官奔走。他们对晋末政局的分析、对江南状况的了解，好像比参与执政的族兄王衍要高出一筹。
由于司马越专权跋扈，陵暴乖戾，洛阳政局，纷乱不堪。永嘉三年朱诞降汉，石勒乱华，被任命为淮南内史的王旷，战败于长平。司马越又征调建武将军钱璯和扬州刺史王敦，率军援救京师，钱璯不从，被迫举兵反叛，因而直接威胁到建邺的安危。为了站稳脚跟、开创基业，司马睿必须争取江南士族及其武装力量的合作。
事实表明，钱璯及稍后周馥等人的反叛，只要有周玘、甘卓等江南大族的支持，很快就得到平定。但是威胁建邺安全的上游地区、江州的华轶、夏口的陶侃等地方当局，就需要很慎重地处理了。
《孙子兵法》说，“昔殷之兴也，伊挚在夏；周之兴也，吕牙在殷。故惟明君贤将，能以上智为间者，必成大功”。要想开基创业，想要取得成功，必须
用间，必须调用像伊挚、吕牙那样的智者去进行调研和游说。
东海王司马越牧兗州时，华轶曾为留府长史，永嘉中、华轶才转为江州刺史。司马越想让他帮助讨伐“诸贼”，华轶则让陶侃率兵三千屯夏口，以为声援
。
华轶在江州深得民心，“流亡之士赴之如归”。时天子孤危，四方瓦解，华轶有匡天下之志，对于洛阳朝廷，他从不失臣节。并说（我的物资供应）；“
若洛都道断，可输之琅邪王，以明吾之为司马氏也。”只要洛京尚存，我就不能听从司马睿的教命，除非有诏书给我。其忠心可鉴，就连率众屯彭泽的周访，也认为“华彦夏有忧天下之诚”，并准备改“屯寻阳故县”，以示“无嫌于相逼也”。
陶侃则是刘弘一手提拔起来的的武将；刘弘为荆州刺史时，以陶侃为南蛮长史，让他先去襄阳讨伐张昌，功成之后，刘弘他说：我为镇南大将军羊祜参军的时候，羊公说我以后会坐到他的位置上，现在看来，你也必定会继承我的职位。非常看重陶侃。后来陶侃以军功封东乡侯，邑千户。
刘弘在平吴之役（咸宁六年280年）时，曾为琅琊相，当时钦公三十二岁，应同为琅琊王府掾。
陶侃与周訪，不但是相交已久的好友，还是儿女亲家。依靠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，平民出身的浔阳军人陶侃，应当容易沟通。
此时，永嘉三年钦公“出镇豫章”，应当是去进行调查、访问、游说等“为间者”的最佳人选之一，也是东晋王朝建国的关键部署之一。爭取到了陶侃的
支持，应当是钦公工作两年后的主要成果；元帝得讯大悦，马上任命陶侃为“奋威将军，假赤幢曲盖轺车、鼓吹”，他的侄儿则为参军。
还有华轶的下属、前江州太守卫展，他任南阳太守时、也曾是刘弘的下属，还是著名书法家卫瓘之子卫恆的族弟，也是书法家卫夫人铄的同族兄弟。游说像卫展这样出自高门大族的地方官吏，就必须增加工作的力度了。
琅琊王氏家族也是以善书著称，王导、王廙、王旷都擅长书法，王旷还曾任丹阳太守。我以为，除了派遣王旷、王廙、王彬兄弟三人以外，应当还动员了不少江南士族、进行各种可能的游说活动。
经过两年的努力，终于迎来了大好时机；永嘉五年（311年5月），怀帝蒙尘于平阳，司马睿被推上了盟主的宝座，太尉荀籓还“表”请元帝加李矩（卫夫
人之夫）“冠军将军，轺车幢盖，进封阳武县侯，领河东、平阳太守”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！于是司马睿就迫不及待、名正言顺地、调集了所有可能调
动的力量、开始讨伐华轶。结果是，当屯寻阳鄂陵的周訪，领兵一千二百与甘卓、赵诱共讨华轶，大战于湓口，在彭泽与华轶水军将领硃矩等激战的时候，卫展“与豫章太守周广为内应，潜军袭轶，轶众溃散”。大功告成，进展之快，连南康（属赣州）太守虞潭，北上行军到庐陵（吉安）时，“会轶已平”，没有赶上。
按照“三军之事，莫亲于间，赏莫厚于间，事莫密于间”的原则。讨平华轶之后，卫展成为“晋王大理”，建国以后为廷尉，负责司法工作。所有的武将
都晋升了职位，并由王敦统帅、继续征讨杜弢。众多文臣、参军、丞相掾，除了王导作为主要谋划者和组织者，“以讨华轶功封武冈侯”外，其余纪瞻、
贺循、顾众、陆晔、孔愉、庾亮、庾冰、王彬等均“以”或“预”讨华轶功封爵为乡侯、亭侯不等，王廙未封爵，是因为他早已以“豫迎大驾（惠帝）”
，封爵为武陵县侯，只增加了封邑。与司马睿亲近的涂钦，理应也以“讨华轶功”封新吴侯。
回顾东晋建国之前，司马睿先后进行过五次封爵；永嘉四年（310年）三月平钱璯，十月平周馥，这两次讨伐封爵很少，与远在豫章的涂钦无关。建兴三年（315年正月）讨徐馥，只涉及江南周氏少数人。八月讨平杜弢，多系武将征战于荆、湘、粤等地域，都与涂钦无关。只有永嘉五年（311年），涂钦“出镇豫章”两年之后的讨平华轶，与涂钦有最密切的关系，以其对平定江州的贡献，司马睿在永嘉五年“以讨华轶功”，封他为新吴候，完全符合上述军事原则和历史事实。
封爵诏书于建武元年（317年）东晋建国时补发，亦属情理之中。史籍不载，诏书隐秘，应当都是采取的保护措施，所谓“事莫密于间”，间谍的工作是
很危险的；当时周訪所统厉武将军丁乾，就因为与华轶下属、武昌太守冯逸交通，被周访收斩。同样王旷在长平兵败之后，就消声灭迹了，也可能是一种保护措施。直到永和十一年三月，王羲之在父母墓前曾誓言退出官场，并有《自誓文》传世，我们才知道王旷确实回到了江南。还有据《笔势传》说：王羲之十一或十二岁时，见到王旷枕中有《笔论》，窃而读之。按王羲之生于303年推算，则讨平华轶之后三年，即建兴二年（314年）之前，王旷已经在建邺闲居了。
钦公卒后，后人为之“筑大墓塋一所，三祖并葬其中，空设土槨二十余冢”，应当同样也是一种防止报复的保护性措施啊！
古往今来，像伊尹、姜尚、王导这样的历史名臣，虽然令人敬仰。但像涂钦、王旷这样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英雄人物，他们的历史功绩，长期被人为地隐秘。这种淡薄名利，与世无争，只求贡献，义无反顾的高尚品德，同样也直得我们敬仰、继承和发扬光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