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都说自己是“龙的传人”，世界上真的有过“龙”吗？其实“龙”只是古老的华夏图腾。我们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，中华民族真的是发脉于炎、黄这两位新石器时期的始祖吗？现代不少学者认为，黄帝并不是指一个人，而是指一个称号，一种首领的地位。曾有复旦大学一课题组，用当前最新的DNA技术做了一个研究，研究显示今天60%的中国人在6000年前左右存在5个超级祖先，具体到史书的的“炎帝”、“黄帝”、“蚩尤”这三位中华远古祖先的后裔，不会超过全国人口的20%。我们之所以说自己是炎黄子孙，是因为我们穷尽历史文化的尽头，只能追溯到炎黄这里。换句话说，炎黄并非我们血脉上的始祖，他们只是我们的人文始祖。同理，涂钦就是当今中国100多万涂姓的血脉始祖吗？现代人口学很难支持1700多年的时间，一人繁衍出这么大族群的立论。丰城城东谱上说“尊钦公为始祖”，这个“尊”字似乎给我们做了准确的诠释，即：涂钦只是今天华夏涂姓人文始祖！
姓，起源于母系社会，氏，起源于父系社会。姓氏合一，稳定于秦汉时期，这是史学界给的结论。姓氏的起源除了具有血缘性外，还有地缘性的因素，如东周列国产生的姓氏，以地名，河流，山川而产生的姓氏等等。所以说把自己沿着谱系上的父系关系，追溯到炎帝或者黄帝是缺乏可信依据的。
谱牒学不光涉及到历史，地理，文学这些学科，她还涉及到人口，档案，移民等学科。目前谱牒学学科领域已经有一个广泛的认知，即西晋到唐朝以前的族谱是官修，她主要通过强调血脉的正统来强化当时的氏族特权，官员选拔制度。这些族谱应该被集中保留在政府的“谱局”里，因战争灾害的原因，这些集中保存的族谱档案全都失传了。经过唐末大乱，藩镇割据，五代十国，不断的战乱荼毒，许多书籍和官方档案均已毁失殆尽，于是出现了徐知诰改名李昪(bian)，冒充唐朝皇室后裔，建立南唐政权，号称要恢复大一统的唐朝帝国的历史现象。连当时的少数民族首领或被皇室赐以汉姓，或自改为汉姓，都趁天下大乱之机，冒充前代皇室后代，建立同姓王朝。如沙陀人李克用建立了后唐；沙陀人刘知远，建立了后汉政权。这是官方族谱遗失无从核查所致，同时也凸显了族谱记载血统的权威性。
赵匡胤得天下之后，国家再也没有可靠资料作为依据来修订天下族谱，同时也继承隋唐的以科举制来选拨官员和制定特权阶层的制度，至此私家修谱开始，加之造纸印刷术的发明，欧阳修，苏洵，黄庭坚大家开创体例，于是修谱之风盛行。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见不到唐朝之前族谱的原因。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族谱都是修于明代之后，这中间有几百年的断档期。
此后所修族谱中，对家族本末的来源主要靠简单的史料或口耳相传，加之编修族谱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，往往造成很多错误，尤其是与前代对接中因史料缺乏而容易谬误层出。涂姓族谱中的两个廙公，事迹一样，出生时间却不一样，有人高兴的发现，两种谱上“廙”字的写法不一样，于是宣称：这是同名两个人！那就奇怪了，怎么一个同音的人，在两个历史时期当了同一个官职，撰写了同一本书？其实这只是后人编造时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。
明代时人们攀比家世盛行，许多人不惜伪托名人，大势造假，以此提升家史的渊源。更有人以伪造族谱为生计，远古世系，遗像，圣旨等模块一应俱全。这也就不难理解我们的涂氏宗谱中出现“王导序”、“苏东坡序”、“朱熹序”了。苏轼序与朱熹序是多姓家谱上都有出现过的通用版,以当前网络环境不难发现其为假冒伪劣，而王导序则是典型“量身定造”，不经细致的考据辨伪，它便会蒙骗后人，而且一骗就是几百年。从许多族谱上的“圣旨”不难发现其套语是始于明代的，许多“遗像”满是明清时期服饰特征……
旧谱上的许多信息就像夏日荒野里的萤火虫，或多或少能给我们些光亮。前几天笔者看到一本谱上写着“涂山在寿春东北濠梁，今属凤阳府”，“凤阳府”是朱元璋登大位后才有的行政单位，由此足以证明此谱系明代后才编写的。明代人对于远古的历史的认知可信度有多高？我们可以凭此对该谱书的可信度有个起码的判断。
《江西出土墓志选编》里有几篇和涂氏族谱有关联的墓志。里面有高安谱开基祖忠公的“岳父岳母”刘涣夫妇的墓志铭，一篇为当朝户部尚书李常的《屯田员外郎刘涣墓志铭》，另一篇为曾巩的《屯田员外郎刘涣妻钱氏墓志铭》。墓志显示刘涣只生有二男二女，一女嫁进士徐彦伯，一女嫁黄庭坚的叔叔黄廉。并无第三女可嫁“乡贡进士”的忠公。高安谱上记载忠公之子为居仁公，“受业于西涧先生刘凝之（刘涣）”。嘉鱼谱上说“业师欧阳修，赋有《庐山高》诗相赠”，编者考据欧阳修确实曾作诗《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》题中刘中允即刘涣。但问题来了，居仁公出生于1081年，“师承”刘涣或者欧阳修。刘、欧二人乃北宋大儒，与王安石，黄庭坚，曾巩等大家皆有交集，且有墓志铭存世。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表明，欧阳修卒于1072年，刘涣卒于1080年。于是就出现了徒弟还没出生，师傅就已经死了的蹊跷。居仁公长子为近正公，字元直，“博学多闻，深明义理，著《明伦集》十篇行于世，与朱文公（朱熹）《小学》相表里，实有助于风教”。《高安县志》，《万姓通谱》，《永乐大典》有记载曾有《明伦集》三卷。高安谱记载近正公生于南宋高宗绍兴六年（1131年），靖安谱与嘉鱼谱记载生于建炎己酉（1129年）。《永乐大典》，《四库全书》中有引至《明伦集》“自序亦题嘉定六年（1213年）承务郎致仕涂近正”的记录。在一个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，82岁，甚至84岁才从一个八品下的官位上退休？这靠谱吗？
《江西出土墓志选编》里还有《赠工部主事涂铉墓志铭》，铭文显示，该文作自明代成化二年。文中源流肯定不是作者文渊阁大学士邱浚考据得来，其信息来源应是“按其世系”，从涂铉凤韶公的家谱中搬抄而来，我们也可从现今存世的各地冠《馀源堂》为堂号的族谱中的序言来印证此推断，因为该谱始刊印于明代永乐十五年（1417年）。通过对比这些资料，让我们也从中窥见一些明代中期的涂氏家谱真实面貌，为我们的族谱打开一扇考据之门。不难得出推论忠公迁居高安后，或许北宋大儒刘涣家族确是存在渊源，但若干代之后的子孙才开始编修族谱，之前的世系也许都是口口相传的，虽有其真实性，但谱上的许多生辰及生平简历的可信度并不高，甚至不排除这些世系里有漏代的可能。
也许这其中的原委只要通过DNA比对立马清楚。也许在不远的将来，DNA对比技术市场化了，成本只需要今天我们检测血型这样的价格，我们在修缮族谱时参照此技术，我们会发现今天苦苦寻找的世系关系会显得那么的无聊，意义微弱。
族谱在未被我们考据、辨伪、梳理之前，她本身已经是一部本族繁衍与发展的历史教科书。这些或真实的或虚构的内容的根源，是先祖们对自己族群的一种历史上的认知，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一种虚荣的行为。各种或真实或荒诞或伪托的记载都是编纂者对家史的一种“维护”行为，他们希望子孙能把这些当成营养，并因此而“秉承家风，再创辉煌”。
且不说我们能除去传说与故事中的水分，撰写历史人难道不会带着他的观点和目的去书写历史吗？所谓乱世谋生，盛世修谱。历史的潮流浩浩汤汤，先民们就象浮萍一样在其中颠沛沉浮，稍有浪潮便可能会将世系的链条淹没丢失。先祖们希望通过谱来提高族群的向心力，提升族人的凝聚力，同时也饱含着对子孙后代的期许，他们最为强调的是涂姓氏族文化的认同，这点我们必须尊重，可以这样说，历次族谱的编修都是真实一种文化现象的体现。
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找回家族历史里的许多真实，族谱的编纂是一种最好的家族文化的建设，能够起到增强氏族文化的自信，凝聚族群的作用，倘若氏族文化丧失了真实，长期处于一种自娱自乐的状态中，她能有多长的生命力？能走多远？
当真实变成历史，历史逐渐变成故事，故事又开始变成传说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将传说逆向变回故事，再将故事还原到历史吗？答案是：历史是不能随意复原的！不能复原的历史肯定要比随意复原的历史要宝贵，也更有魅力。发现和承认族谱上的世系之谜，肯定比随心所欲的对接上了久远世系更令人尊敬！
洪湖涂清华于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
2018-05-07 11:00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