纪念新吴候涂钦 涂念雅 于戊戌清明
江南涂氏始祖新吴候涂钦离开我们已经1681年了,他诞生后的第二年,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事变,迎来了司马王朝的曙光。
司马懿是世族地主的代表人物,出自河内温县的世家名门,起初他看不起出身“赘阉遗丑”的曹操,曾拒绝他的征辟。司马炎也称:“本诸生家,传礼来久。”十分重视门第阀阅,司马氏执政以后,门第等级观念更加强化;泰始四年所颁新律就有规定:“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,令不僭拟以乱尊卑。”在那个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势族”,“据上品者,非公侯之子孙,即当途之昆弟”的时期,不是出自高门豪族的学子,只能依照地方“诸侯王得自除内史以下”的制度,为王府掾属。
钦公“随晋南渡出镇豫章”,是在永嘉元年至三年(307-309)之间;307年7-9月,司马睿因职务调动,由下邳南迁到建邺;308年3-4月又因母丧,往返于建邺、琅琊国之间;钦公虽然一直随同司马睿往返,但仅以此功封新吴候,实于情理相去甚远,也与事实不符。
东晋建国之前,按《晋书》记载,司马睿只进行过五次封爵,并且仅有四人被封为(县)侯;其中永嘉四年三月平钱璯,司马睿推荐周玘,以三定江南封乌程县侯;永嘉五年三月,司马越薨于项,六月,司马睿以讨华轶功,封王导为武冈侯;建兴三年八月讨平杜弢,王敦以功封为汉安侯、陶侃封柴桑侯。作为司马睿的心腹老臣,涂钦理当在永嘉五年六月讨平华轶后,以功封新吴候。
王导所封武冈,是荆州南部(湖南邵阳西)的一个远距政治中心的偏远小县。太安二年刘弘任荆州刺史以前,时已四十多岁的陶侃,曾在此任县令;涂钦所封新吴,属江州豫章郡,今江西奉新县。王导、涂钦均为文职,王为豪门贵胄,涂为寒庶、仅为琅琊王府之普通掾属。但在司马睿的心中,涂钦不仅与周玘、王导、王敦、陶侃等同比肩,且较王导还要亲密。
“出镇豫章”应在永嘉三年四月以后,“出镇”应当是浮夸不实之词,豫章不属建邺管辖,仍为西晋朝廷执政司马越直接掌控,但涂钦出使豫章应为事实。四月,淮南内史王旷率部与刘聪战于长平,旷兵大败。王旷应当是潜逃而归,并经琅琊、携亲属南渡至建邺。按《晋书王羲之传》;“元帝之过江也,旷首创其议”。王旷曾任丹杨太守,通晓江南政治、经济与军事形势;南渡以后摸清楚荆与江州的形势,应为东晋王朝建立牢固基础的第一要务。
同样在永嘉三年,司马越以陶侃为参军,督护江州诸军事。华轶也是司马越的亲信,永嘉中被任为江州刺史,华轶则表陶侃为扬武将军,率兵三千,屯夏口,而陶侃的侄子臻在江州当了华轶的参军。曾经提拔重用陶侃的荆州刺史刘弘,平吴之役时被晋武帝指派为琅邪相,协同司马伷处理军政要务;那时涂钦亦为琅琊王府掾属。指派涂钦出使豫章,应当主要做陶侃叔侄的工作,这是司马睿与琅琊王氏兄弟共同的决策。
经过涂钦与南北诸多士族长期艰苦的努力,陶侃觉得背弃华轶,有违忠义,史称“侃怒,遣臻还轶。臻遂东归于帝。”陶臻跑到建康,这使司马睿“大悦,命臻为参军,加侃奋威将军,假赤幢曲盖轺车、鼓吹。侃乃与华轶告绝”。
永嘉五年六月,华轶失去了陶侃的支持,司马睿才派遣王敦、甘卓与周访等南北士族,合兵击。兵戎相见时,轶部之卫展、周广又临阵反戈,结果仅靠周访帅千二百人,即获全胜。
讨华轶之役的胜利,确保了东晋政权的巩固和发展,论功受赏时,南方士族受爵者居多,王导以谋主者的身份封武冈侯,其余皆为乡、亭侯。涂钦唯有以此役之功封新吴侯,方可符合历史事实。
涂钦出自寒门庶族,又无显赫战功,“封新吴候”于制度不合,必然受到诸多南北豪门世族的巨大阻力。
永嘉末、讨华轶后,王导迁丹阳太守,加辅国将军时,《晋书王导本传》记载有“导上笺曰”全文:其中“昔魏武,达政之主也;荀(彧)文若,功臣之最也,封不过亭侯。”而今“不问贤愚豪贱,皆加重号,”“天官混杂,朝望颓毁。”“饕窃名位,取紊彝典,”“请从导始。庶令雅俗区别,群望无惑。”这不是对此次封爵的不满么?“贤愚豪贱,皆加重号”,应当有所指。
同样出于寒微的录事参军陈頵也上言:“今功无大小,皆以格断,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,符策委仆隶之门,非所以重名器,正纪纲也,请一切停之!”
司马睿虽出身于西晋皇族,祖父伷只是司马懿的庶出之子,为皇室疏属。《晋书元帝本纪》说睿;时人未之识焉。南渡之后,“睿名論素輕,吳人不附,居久之,士大夫莫有至者。”君弱臣强,“封新吴候”显然没有得到琅琊王氏家族的认同。
建兴元年313年,司马睿将愤怒指向了吴兴太守周玘,玘忧愤而死。次年十一月,南北士族间矛盾进一步激化。建兴三年正月,王导推荐黄门侍郎周莚诛杀周玘之侄周续。为了平息矛盾、安抚吴人,司马睿不得不任命周续之父周札为吴兴太守。
建兴乙亥秋315年,为了缓和司马睿与琅琊王氏家族的矛盾,涂钦“始举江东大族,侨迁豫章之塗舍村。”王导则从大局出发,不得不面对现实;推荐涂钦之子为丹阳代理太守,涂钦之孙为员外郎。
建兴四年316年丙子仲冬既望,王导应邀为涂氏族谱撰写“旧叙”时,权衡再三,最终定稿为“至我皇晋有名钦者,永嘉三年,胡乃乱华,石勒为寇,钦则随晋南渡出镇豫章,故以豫章为郡”。只承认“以功封新吴侯”、但回避历史真相,这可能就是王导的本性吧。
建武元年即317年三月,琅邪王司马睿即皇帝位,百官皆陪列。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,導固辭,帝乃止,与琅琊王氏家族的矛盾得以缓解。帝欲賜諸吏投刺勸 進者加位一等,民投刺者皆除吏,凡二十餘萬人。此时司马睿以诰命形式封涂钦为新吴侯,应当是可信的。但是,诰命文书在汉代已很少应用,魏晋时期也很少见。到了宋代才开始以诰命百官;凡追赠大臣、贬谪有罪、赠封其祖父妻室,不宜于廷者,皆用诰。若真如此,则族谱中的诰命,应当不是朝廷正式文件;且其中文字,仅源于王导旧叙中“钦则随晋南渡出镇豫章”、“以功封新吴侯”等;可见诰命只是以绚丽文辞安抚涂氏而已。
钦公享年九十余后,成帝咸康三年337年卒。钦公一生,一直就职于琅琊王府,兢兢业业服务于三代主人,他忠厚诚信勤劳朴实刻苦耐劳,成为司马睿的心腹骨干;极具风险的“出镇豫章”,又为司马睿开创东晋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晚年又从大局出发,为了缓和矛盾,维护君臣及南北士族间的团结一致,主动退出政坛,清心寡欲,不图名利,勇于奉献,为子孙后人树立了优良的风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