纪念新吴候涂钦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纪念新吴候涂钦          涂念雅  于戊戌清明   

江南涂氏始祖新吴候涂钦离开我们已经1681年了，他诞生后的第二年，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事变，迎来了司马王朝的曙光。

司马懿是世族地主的代表人物，出自河内温县的世家名门，起初他看不起出身“赘阉遗丑”的曹操，曾拒绝他的征辟。司马炎也称：“本诸生家，传礼来久。”十分重视门第阀阅，司马氏执政以后，门第等级观念更加强化；泰始四年所颁新律就有规定：“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，令不僭拟以乱尊卑。”在那个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，“据上品者，非公侯之子孙，即当途之昆弟”的时期，不是出自高门豪族的学子，只能依照地方“诸侯王得自除内史以下”的制度，为王府掾属。

钦公“随晋南渡出镇豫章”，是在永嘉元年至三年（307-309）之间；307年7-9月，司马睿因职务调动，由下邳南迁到建邺；308年3-4月又因母丧，往返于建邺、琅琊国之间；钦公虽然一直随同司马睿往返，但仅以此功封新吴候，实于情理相去甚远，也与事实不符。

东晋建国之前，按《晋书》记载，司马睿只进行过五次封爵，并且仅有四人被封为(县)侯；其中永嘉四年三月平钱璯，司马睿推荐周玘，以三定江南封乌程县侯；永嘉五年三月，司马越薨于项，六月，司马睿以讨华轶功，封王导为武冈侯；建兴三年八月讨平杜弢，王敦以功封为汉安侯、陶侃封柴桑侯。作为司马睿的心腹老臣，涂钦理当在永嘉五年六月讨平华轶后，以功封新吴候。

王导所封武冈，是荆州南部（湖南邵阳西）的一个远距政治中心的偏远小县。太安二年刘弘任荆州刺史以前，时已四十多岁的陶侃，曾在此任县令；涂钦所封新吴，属江州豫章郡，今江西奉新县。王导、涂钦均为文职，王为豪门贵胄，涂为寒庶、仅为琅琊王府之普通掾属。但在司马睿的心中，涂钦不仅与周玘、王导、王敦、陶侃等同比肩，且较王导还要亲密。

“出镇豫章”应在永嘉三年四月以后，“出镇”应当是浮夸不实之词，豫章不属建邺管辖，仍为西晋朝廷执政司马越直接掌控，但涂钦出使豫章应为事实。四月，淮南内史王旷率部与刘聪战于长平，旷兵大败。王旷应当是潜逃而归，并经琅琊、携亲属南渡至建邺。按《晋书王羲之传》；“元帝之过江也，旷首创其议”。王旷曾任丹杨太守，通晓江南政治、经济与军事形势；南渡以后摸清楚荆与江州的形势，应为东晋王朝建立牢固基础的第一要务。

同样在永嘉三年，司马越以陶侃为参军，督护江州诸军事。华轶也是司马越的亲信，永嘉中被任为江州刺史，华轶则表陶侃为扬武将军，率兵三千，屯夏口，而陶侃的侄子臻在江州当了华轶的参军。曾经提拔重用陶侃的荆州刺史刘弘，平吴之役时被晋武帝指派为琅邪相，协同司马伷处理军政要务；那时涂钦亦为琅琊王府掾属。指派涂钦出使豫章，应当主要做陶侃叔侄的工作，这是司马睿与琅琊王氏兄弟共同的决策。

经过涂钦与南北诸多士族长期艰苦的努力，陶侃觉得背弃华轶，有违忠义，史称“侃怒，遣臻还轶。臻遂东归于帝。”陶臻跑到建康，这使司马睿“大悦，命臻为参军，加侃奋威将军，假赤幢曲盖轺车、鼓吹。侃乃与华轶告绝”。

永嘉五年六月，华轶失去了陶侃的支持，司马睿才派遣王敦、甘卓与周访等南北士族，合兵击。兵戎相见时，轶部之卫展、周广又临阵反戈，结果仅靠周访帅千二百人，即获全胜。

讨华轶之役的胜利，确保了东晋政权的巩固和发展，论功受赏时，南方士族受爵者居多，王导以谋主者的身份封武冈侯，其余皆为乡、亭侯。涂钦唯有以此役之功封新吴侯，方可符合历史事实。

涂钦出自寒门庶族，又无显赫战功，“封新吴候”于制度不合，必然受到诸多南北豪门世族的巨大阻力。

永嘉末、讨华轶后，王导迁丹阳太守，加辅国将军时，《晋书王导本传》记载有“导上笺曰”全文：其中“昔魏武，达政之主也；荀（彧）文若，功臣之最也，封不过亭侯。”而今“不问贤愚豪贱，皆加重号，”“天官混杂，朝望颓毁。”“饕窃名位，取紊彝典，”“请从导始。庶令雅俗区别，群望无惑。”这不是对此次封爵的不满么？“贤愚豪贱，皆加重号”，应当有所指。

同样出于寒微的录事参军陈頵也上言：“今功无大小，皆以格断，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，符策委仆隶之门，非所以重名器，正纪纲也，请一切停之！”

司马睿虽出身于西晋皇族，祖父伷只是司马懿的庶出之子，为皇室疏属。《晋书元帝本纪》说睿；时人未之识焉。南渡之后，“睿名論素輕，吳人不附，居久之，士大夫莫有至者。”君弱臣强，“封新吴候”显然没有得到琅琊王氏家族的认同。

建兴元年313年，司马睿将愤怒指向了吴兴太守周玘，玘忧愤而死。次年十一月，南北士族间矛盾进一步激化。建兴三年正月，王导推荐黄门侍郎周莚诛杀周玘之侄周续。为了平息矛盾、安抚吴人，司马睿不得不任命周续之父周札为吴兴太守。

建兴乙亥秋315年，为了缓和司马睿与琅琊王氏家族的矛盾，涂钦“始举江东大族，侨迁豫章之塗舍村。”王导则从大局出发，不得不面对现实；推荐涂钦之子为丹阳代理太守，涂钦之孙为员外郎。

建兴四年316年丙子仲冬既望，王导应邀为涂氏族谱撰写“旧叙”时，权衡再三，最终定稿为“至我皇晋有名钦者，永嘉三年，胡乃乱华，石勒为寇，钦则随晋南渡出镇豫章，故以豫章为郡”。只承认“以功封新吴侯”、但回避历史真相，这可能就是王导的本性吧。

建武元年即317年三月，琅邪王司马睿即皇帝位，百官皆陪列。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，導固辭，帝乃止，与琅琊王氏家族的矛盾得以缓解。帝欲賜諸吏投刺勸 進者加位一等，民投刺者皆除吏，凡二十餘萬人。此时司马睿以诰命形式封涂钦为新吴侯，应当是可信的。但是，诰命文书在汉代已很少应用，魏晋时期也很少见。到了宋代才开始以诰命百官；凡追赠大臣、贬谪有罪、赠封其祖父妻室，不宜于廷者，皆用诰。若真如此，则族谱中的诰命，应当不是朝廷正式文件；且其中文字，仅源于王导旧叙中“钦则随晋南渡出镇豫章”、“以功封新吴侯”等；可见诰命只是以绚丽文辞安抚涂氏而已。

钦公享年九十余后，成帝咸康三年337年卒。钦公一生，一直就职于琅琊王府，兢兢业业服务于三代主人，他忠厚诚信勤劳朴实刻苦耐劳，成为司马睿的心腹骨干；极具风险的“出镇豫章”，又为司马睿开创东晋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晚年又从大局出发，为了缓和矛盾，维护君臣及南北士族间的团结一致，主动退出政坛，清心寡欲，不图名利，勇于奉献，为子孙后人树立了优良的风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