豫章剑邑 甘棠西岸 涂念雅
江南涂氏始祖钦公于东晋元帝时受封为新吴侯一事，虽未见之于历史典籍，但据王导之旧叙所记，及自明崇贞年间以来多次在侯墓冈发现刊有“咸康三年岁在丁酉涂侯冢”文字之冢砖，封新吴侯应为确凿无疑之历史事实。
新吴按《晋书·地理志》为豫章郡所统十六县之一，又按《后汉书·地理志》豫章郡 ，引《豫章记》曰；“新吴、上蔡、永脩县，并（为汉灵帝）中平（即公元184~190年）立”，可知新吴侯至少应为列侯之县侯（第三品），很可能为五等爵之侯爵（第二品）。考虑到元帝从来没有主动封授过“公”（第一品）的爵位（王敦进爵武昌郡公则是其以武力相威胁的结果），钦公所封之新吴侯实为当时所封之最高爵位。
元帝封授过哪些人？据史册所见；除封王导为武冈侯，王敦为汉安侯，庾亮（为明穆皇后之兄）为都亭侯（第五品）外。陶侃在讨张昌后就以军功封东乡侯（第四品），以后一直到他在广州平定了杜弘，方以功封柴桑侯。丹杨人甘卓，讨石冰时就以功赐爵为都亭候，东海王司马越引为参军。元帝初过江时，授前锋都督、扬威将军、历阳内史。其后讨周馥，征杜弢，屡经苦战，多所擒获。以前后功，方进爵南乡侯，拜豫章太守，以后迁湘州刺史，才进爵于湖侯。还有在讨华轶时，俘虏斩杀华轶之周访，直到与诸军共讨杜弢以后，才赐爵寻阳县侯（赐爵只是给予荣誉称号，没有食邑，只有特许加恩者，乃得食邑）。深得元帝器重的刘隗，由于严于刑宪、不畏权势，特别是与王导、王敦等进行过多次斗争，以政绩显著而赐爵为都乡侯。又有琅琊阳都人诸葛恢，其姑母为琅琊王妃，元帝为安东将军时以恢为主簿，再迁江宁令，讨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，复为镇东参军。至明帝时讨王含有功，才进封为建安伯。琅琊临沂人颜含，元帝初镇下邳，复命为参军，过江后以含为上虞令，转王国郎中、丞相东阁祭酒，出为东阳太守。后以讨苏峻功，封西平县侯。琅琊临沂人刘超，以忠谨清慎为元帝所拔，恒亲侍左右，遂从渡江，转安东府舍人，专掌文檄。相府建，又为舍人。超自以职在近密，而书迹与帝手笔相类，乃绝不食言与人交书。时出休沐，闭门不通宾客，由是渐得亲密。以左右勤劳，只赐爵原乡亭侯，食邑七百户。江南名士顾荣，元帝初镇江东时为军司加散骑常侍，凡所谋划，皆以谘焉。生前未见封爵，及元帝为晋王，方追封为公。江南名士纪瞻，以讨周馥、华轶功，封都乡侯。迁丞相军恣祭酒后，论讨陈敏功，才封湘县侯。江南名士贺循只“以讨华轶功，将封乡侯”。更有江南名士薛兼，少与同郡纪瞻、顾荣、贺循、闵鸿齐名，号为“五儁”，司空、东海王越赐爵安阳亭侯，司马睿只“进爵安阳乡侯”。由此可知，从所封爵位情况看，在元帝的眼里，钦公比陶侃、庾亮、甘卓、周访、刘隗、诸葛恢、颜含、刘超及江南名士纪瞻、顾荣、贺循、薛兼等文武重臣都更为重要。联想到王导之旧叙中所云“钦再世而有丹阳守曰宠，宠再世而有员外郎曰成”，可见钦公祖孙三代，父侯子守孙郎，一时何等显赫之至。
钦公是什么时候、以什么功劳封为新吴侯的？
按王导的旧叙（今后简称为《旧序》）云；“至我皇晋有名钦者，以功封新吴侯。永嘉三年，胡乃乱华，石勒为寇，钦则随晋南渡出镇豫章，故以豫章为郡”。这里并未明确说明以什么功？什么时候封的？只云 “随晋南渡出镇豫章”。
而豫章甘棠西岸（丰城筱塘乡北下村）孝思堂一九八九年刊印之《涂氏新修族谱》则有；钦公字文思，为朝玉公之子，西晋时仕怀帝朝，永嘉初年，随琅琊王司马睿南渡，出镇豫章，建武元年诰命云；“惟卿戮力行阵，扈跸南迁，功盖臣邻，勋存社稷，封卿为新吴侯。” 则将钦公以功为“扈跸南迁，功盖臣邻，勋存社稷”封侯，且将封新吴侯推定为建武元年。
根据传统的儒家理念，如《周礼·天官》记太宰之职所云：“以八柄诏王驭群臣；一曰爵，以驭其贵”。君王授爵乃是驾驭群臣的重要手段，除皇帝外，任何人均不得拥有授爵权。又据史称建兴五年（即建武元年）辛卯元帝司马睿即晋王位，大赦改元，始备百官，立宗庙建社稷，立太子封百官。族谱可能就是按此儒家理念推断钦公封爵应在此年，但是实际历史事实并非如此。
首先这个推断与《旧序》所云“钦再世而有丹阳守曰宠，宠再世而有员外郎曰成，乃继先志，於建兴乙亥秋，始举江东大族，侨迁豫章之塗舍村，而子孙定居焉。”相互矛盾；建兴乙亥是公元315 年，在建武元年（公元317年）之前，此时元帝尚未即晋王位，如按该族谱推断此时钦公尚未封新吴侯，封地还没有即匆匆忙忙“举江东大族，侨迁豫章”于情理不符。
其次按《晋史·王敦传》云；“（陶）侃之灭（杜）弢也，敦以元帅进镇东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都督江、扬、荆、湘、交、广六州诸军事，江州刺史，封汉安侯。” 又据《晋书·帝纪第六·元帝》云；建武元年“立世子绍为晋王太子，以…征南大将军汉安侯王敦为大将军…”。这样看来，司马睿並没有墨守儒家理念，他在即王位之前，已封王敦为汉安侯是确凿无疑的事情。 剿灭杜弢是在建兴三年，则司马睿封王敦为汉安侯应在此年即公元315年。王敦是晋武帝的女婿，本为司马越之党羽，是王衍的同族兄弟、王导的叔伯兄长。永嘉元年（307年）由司徒王衍推荐，经太傅司马越同意，乃以王衍其弟澄为荆州都督，族弟敦为青州刺史。永嘉三年（309年），王敦受太傅越之命，任扬州刺史。永嘉四年（即310年）吴兴钱璯谋杀敦以反，敦奔建业以后，才被司马睿召为安东军谘祭酒。司马睿派将军郭逸等讨伐钱璯，由于义兴大族周玘的合力帮助，才将钱璯击灭。司马睿在江南站稳了脚跟，随即任命周玘为吴兴太守，並于其乡里置义兴郡以旌之。任命太守、设置郡县，本应为朝廷的权力，司马睿敢这么作，就表明他已有很大的独立性。公元311年，司马睿使甘卓等攻扬州都督周馥于寿春，周馥众溃，司马睿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淮南一带。此年司马睿复以安东军咨祭酒王敦为扬州刺史，寻加都督征讨诸军事。本来，王敦已受太傅越之命任扬州刺史，现在琅琊王睿又重新任命王敦为扬州刺史，说明他已经不再把北方的朝廷放在眼里，开始行使朝廷的权力了。所以司马睿在即王位之前封王敦为汉安侯，乃是其权势范围不断膨胀扩大的结果，也是历史发展变化的必然。
那么在公元305年即被琅琊王睿请为司马并委以军事、307年随同司马睿南渡、以后又为谋主、推心亲信每事咨焉的王导，又是在什么时侯封爵的呢？王导出身于琅琊临沂著名王氏家族，其祖父王览，是历居魏、晋三公之职的王祥之同父异母弟。这个被称为“朝野倾心，号为‘仲父’”、司马睿也称之为“吾之萧何也”的王导，按《晋书·王导传》云；“及帝登尊号，百官陪列，命导升御牀共坐。导固辞，至于三四，…帝乃止。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。以讨华轶功，封武冈侯，进位侍中、司空、假节，录尚书、领中书监”。很明确指出王导“以讨华轶功，封武冈侯”， 但又给人以假象（在司马睿即位时封侯），这可能就是儒家常用的手法；为了信守“君王授爵”的观念，不惜模糊和编造历史。讨华轶是在公元311年（灭杜弢之前），试想连御床都要与之共坐、天下都可与之共享的王导，司马睿能拖延到六年以后（比封王敦还晚两年）才封他为武冈侯吗？若是，则司马法中“赏不踰时”，岂不成为空话。何况当时的历史背景是；公元310年十月由于刘曜、王弥等帅众四万进攻洛阳，石勒又帅骑二万策应，洛阳吃紧。十一月，司马越不顾怀帝安危，帅甲士四万向许昌。公元311年三月，帝诏下东海王越罪状，告方镇讨之，越忧愤而死。四月，石勒全歼晋军主力，王衍等被俘，晋朝即将毁灭。五月，司空荀藩传檄四方，奉镇东大将军的琅琊王睿为盟主，要求各地方镇出兵勤王。六月份司马睿不仅不去勤王，反而对不服从自己教令的江州刺史华轶，采取了军事行动；在王敦、甘卓、周访等的联合进攻下，华轶兵败被杀。司马睿又趁热打铁赶赶走了豫州刺史裴宪，使自己的势力西扩到了接近长江中部，实力大增。与此同时，洛阳失守，怀帝被俘。《通鉴》称；“时海内大乱，独江东差安，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，镇东司马王导说琅琊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，睿从之，辟掾属百余人，时人谓百六椽。以前颖川太守渤海刁协为军谘祭酒，前东海太守王承、广陵相卞壶为从事中郎，江宁令诸葛恢、历阳参军陈頵为行参军，前太傅掾庾亮为西曹掾。”与此同时，荀藩在奉琅琊王睿为盟主后不久，又奉其甥、吴孝王之子、抚军将军秦王业（愍帝）南向许昌。大将军苟晞亦在仓垣，奉豫章王端（太子诠之弟）为皇太子。七月大司马王浚更在幽州，设坛告类，拥立晋宗室为皇太子，布告天下，称受中诏承制封拜，备置百官，列署征、镇。更有李雄早已于公元306 年在成都称帝，刘渊于公元308年在平阳称帝。可见当时群雄并起，天下大乱，在这种形势下，司马睿取得讨伐华轶的胜利以后，开始置官封爵；以甘卓为湘州刺史，周访为寻阳太守，又以扬武将军陶侃为武昌太守。王导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讨华之役，但肯定是主要决策者之一，此时“以讨华轶功，封武冈侯”，应与公元315年王敦因陶侃灭杜弢后以元帅进封汉安侯，是同样的一个道理，可见司马睿早在公元311年就已经开始封王导为武冈侯。
钦公文不见著述设谋、治国安邦，武不曾率兵冲锋陷阵，他能以何功封侯，与司马睿究竟是什么关系？
钦公殁于咸康三年即公元337年，按享年九十余岁，则生于248年前，比生于公元276年的司马睿，至少大二十八岁。司马睿虽为皇族，实际上并无皇家血缘关系，其祖父又是“庶出”，除了叔叔司马越及婶婶裴妃的关心和照顾以外，起初在社会中并不为人所重视，琅琊王睿以安东将军渡江之后，由于其“名论素轻，吴人不附，居久之，士大夫莫有至者”，最后还要借助于琅琊望族王导、王敦兄弟的声望，来显示其地位的尊贵。而琅琊王氏家族，为了维护豪门望族的阶级利益，看到“八王之乱”以后，司马越专横跋扈，危乱朝政，已经失去了可以依附、利用之价值，密谋策划之后，寄希望于司马睿。司马睿当然也希望得到他们的鼎力帮助和支持，但又害怕豪门望族的势力过于强大，君弱臣强自己则成为傀儡，所以司马睿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嫡系力量。
早在东汉时期，各地守、相按例皆辟属内士人为掾，此种风气在西晋时犹很盛行。如成都人杜轸，被成都王颖辟为大将军掾，其弟烈为郎中令。吴郡人陆机、陆云兄弟，被吴王晏辟为郎中令。琅琊人孙秀，在赵王伦起初封稂琊时，秀给为近职小吏，后伦封赵，秀徙户为赵人，用为侍郎，赵王伦篡位后，秀为中书令，政皆决之。
司马睿也不例外，除了琅琊王氏家族以外，按《晋书·诸葛恢传》云；“于时（司马睿过江为镇东将军时）王氏为将军，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，刘超以忠谨掌书命，时人以帝善用一国之才。”一国当为其属国（琅琊国）。司马睿的祖父、琅琊王伷，按理也应辟属内士人为掾。公元265年十二月，武帝践祚，伷被封为东莞郡王。（东莞郡为汉建安初所建，辖境相当于今山东临朐、沂水、蒙阴、沂源等地。）他在公元269年镇下邳时，钦公为22岁。公元277年即咸宁三年，伷因镇御有方，得将士死力，吴人惮之，八月改为封琅琊王（琅琊郡治开阳，今山东临沂县北），以东莞益其国。公元279年即咸宁五年平吴之役，伷率众数万出涂中（今安徽全椒县滁河流域，一说滁县），吴主孙晧奉笺送玺绶，诣伷请降，时钦公32岁。按照“甲族以二十登仕，后门以过立试吏”的门第观念，此时虽不是高门甲族的钦公，亦应已在琅琊王伷府中试吏，很可能已是府中管理行政或吏事的官员。司马睿嗣位琅琊王时年仅十五岁，钦公（时43岁）应是辅佐司马睿的老臣。
公元305年八月司马越以琅琊王睿为平东将军，监徐州诸军事，并把自己的根据地下邳交给睿代为镇守。睿时年三十岁，钦公（时五十八岁）在此任职多年，熟悉当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应为司马睿的得力助手。
公元307年即永嘉元年，七月已未（十一日）以琅琊王睿为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，假节，镇建邺。九月戊申，睿至建邺。时睿三十二岁，钦六十岁。可见钦公应自下邳，随琅琊王睿南渡到达建邺，一路风尘仆仆，历时近五十天，艰难困苦必不可少，但钦公以长期在此地域任职的经历，充分发挥了他的能力和特长，为南迁事务排忧解难，司马睿对钦公“扈跸南迁，功盖臣邻”的评价，应当是客观和可信的。可以说钦公长期在琅琊王府中任职，先后侍奉祖孙三代主人，加之钦公父子在南渡时，皆忠厚、可靠、勤奋、得力，解决了不少困难，遂成为司马睿的得力助手、心腹老臣，“扈跸南迁，功盖臣邻，勋存社稷”应是封其为新吴侯主要功绩。
司马睿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，东海王越死后其世子毗陷于石勒，下落不明；裴妃被掠卖，东晋建立以后，至大兴年间，始得过江。为报答司马越和裴妃之恩德，司马睿数幸其第，并以皇三子冲奉越后为东海世子，以毗陵郡为其封国，又以毗犯世子名讳，改为晋陵。又如司马睿即位时“命导升御牀共坐”，亦应含有一点感激其恩德之意；没有王氏兄弟的策划渡江，没有王导的鼎力相助，东晋是很难立国的；司马睿过江仅两个月（即十一月），其母死于琅琊本国，睿就想奔丧，顾荣等固留，也没留住，次年三月返琅琊国，四月葬母后才返回，其时坐镇江东稳定局势的就是王导。又有温峤受刘琨之命过江劝司马睿即帝位时，按《晋书·温峤传》云；“于时江左草创，纲维未举，峤殊以为憂。及见王导共谈，欢然曰；‘江左自有管夷吾，吾复何虑！’可见王导之功不可没。
元帝在江东站稳脚跟以后，为了摆脱王氏家族强大势力的影响，一直在扶植和培养自己的亲信势力，如起用刘隗、刁协、戴若思等。司马睿即帝位之后，更有“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，民投刺者皆除吏，凡二十余万人。散骑常侍熊远曰；‘陛下应天继统，率土归戴，岂独近者情重，远者情轻！不若依汉法遍赐天下爵，于恩为普，且可以息检核之烦，塞巧伪之端也。’帝不从。”连投刺劝进的民众，都要除吏，对钦公当然是倾其所有。
钦公或许也参与了讨伐华轶的决策或行动，讨华轶时钦公年已六十五岁，决不可能去冲锋陷阵，司马睿让他参与讨伐华轶并出镇豫章，也有为加强对西部地区控制及暗中监视王敦之意。
永嘉末即公元312年，时征讨都督的王敦遣陶侃、周訪、甘卓等讨伐杜弢，敦进屯豫章，为诸军继援。时司马睿召王衍之弟澄为军谘祭酒，澄乃赴召，路过豫章诣敦，王澄“自以名声素出敦右，犹以旧意侮敦，敦怒，诬其与杜弢通信，遣壮士扼杀之。”王敦骄横不臣之心已经显露。同年王导迁丹阳太守，加辅国将军，时导上牋曰；“昔魏武，达政之主也；荀文若（彧），功臣之最也，封不过亭侯。倉舒（曹沖），爱子之宠，赠不过别部司马。以此格万物，得不局跡乎！今者临郡，不问贤愚豪贱，皆加重号，辄有鼓蓋，动见相凖。时有不得者，或为耻辱，天官混杂，朝望穨毁。导忝荷重任，不能崇浚山海，而开导乱源，饕窃名位，取紊彝典，谨送鼓盖加崇之物，请从导始。庶令雅俗区别，群望无惑。”其中 “不问贤愚豪贱，皆加重号”应有所指，和他同时以“讨华轶功”封侯的庾亮、纪瞻和贺循，只封为爵位较低的亭侯、乡侯，应非其所指。而钦公既无军功，也无任职，只凭与琅琊王睿的特殊关系却封新吴侯，所以他在《旧序》中只说“有名钦者，以功封新吴侯”，这个“功”王导肯定是清楚，只是持否定态度、不屑一顾而已。建兴元年即公元313年，司马睿的录事参军陈頵，也有和王导类似的上言；“昔赵王伦篡逆，惠皇失位，三王起兵讨之，故厚赏以怀向义之心，今功无大小，皆以格断，乃至金紫配士卒之身，符策委仆隶之门，非所以重名器，正纪纲也，请一切停之！” 陈頵所言应代表当时朝野士儒之见，钦公未能留名于史册，原因应当与此有很大关系。从王导和陈頵所言，以及司马睿与钦公的特殊关系，可以断定钦公封新吴侯、镇豫章，是和王导等人一样在讨伐华轶后即公元311年。该族谱所云“扈跸南迁，功盖臣邻，勋存社稷”更是可信的。
公元313年，南、北门阀士族矛盾开始激化；时江东吴兴太守周玘宗族强盛，琅琊王睿颇疑惮之，因而多用北人，周玘不满，欲谋害执政，并以南人代之，事泄，忧愤而死。公元314年，吴兴功曹徐馥受周玘之子勰的唆使起兵反叛，讨伐王导、刁协等，豪杰多附之。公元315年，元帝用王导计，始定吴兴之乱。琅琊王睿因周氏家族势大，不欲穷究，不问勰罪，并任命其叔周札为吴兴太守。这一年（即建兴三年乙亥）秋，钦公举江东大族侨迁豫章塗舍村，应与司马睿尽力宠络南北士儒，协调与南、北门阀士族的利益有关。由旧序中云钦公（应为后人所增写）“卒葬武阳港东，筑大墓塋一所，三祖并葬其中，空设土槨二十余冢”。则在皇族与南、北门阀士族矛盾中，钦公父子可能已经卷入很深，得罪了诸多南、北门阀士族人等，明帝即位后，钦公父子已失去了元帝强有力的支持，不得不采取多种隐退和防范措施。
丙戌新春 修改于北方工业大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