豫章涂氏第五十四世 念雅
江南涂氏始祖钦公于东晋元帝时受封为新吴侯一事，虽未见之于历史典籍，但据王导之旧叙（以后简称为《旧序》）所记，及自明崇贞年间以来多次在侯墓冈发现刊有“咸康三年岁在丁酉涂侯冢”文字之冢砖，封新吴侯应为确凿无疑之历史事实。
新吴，按《晋书·地理志》，为豫章郡所统十六县之一。又按《后汉书·地理志 豫章郡》引《豫章记》曰；“新吴、上蔡、永脩县，并中平立”。中平为汉灵帝年号，可知新吴在公元184～190年间已立为县。新吴侯至少应为列侯之县侯（第三品），很可能为五等爵之侯爵（第二品）。考虑到元帝司马睿很少封授过“公”（第一品）的爵位，钦公所封之新吴侯实为当时所封之最高爵位。钦公是什么时候、以什么功劳封为新吴侯的？
按《旧序》云；“至我皇晋有名钦者，以功封新吴侯。永嘉三年，胡乃乱华，石勒为寇，钦则随晋南渡出镇豫章，故以豫章为郡”。这里并未明确说明什么时候封？以什么功封的？永嘉三年即309年，只是钦公随晋南渡出镇豫章的时间。而豫章甘棠西岸孝思堂（丰城筱塘乡北下村）一九八九年刊印之《涂氏新修族谱》则有；“钦公字文思，原籍淮南寿春，西晋时仕怀帝朝”，“永嘉三年，…随驾南渡，出镇豫章”，“建武元年…诰命云；‘惟卿戮力行阵，扈跸南迁，功盖臣邻，勋存社稷，封卿为新吴侯’。”等记述， 认定钦公以“扈跸南迁，功盖臣邻，勋存社稷”封侯，且将封新吴侯推定为建武元年即317年。
族谱可能是按照儒家“君王授爵”的理念和记述进行推断和确认的；根据传统的儒家理念，如《周礼·天官》记太宰之职所云：“以八柄诏王驭群臣；一曰爵，以驭其贵…”。君王授爵乃是驾驭群臣的重要手段，除皇帝外，任何人均不得拥有授爵权。其次据史称建兴五年（即建武元年），辛卯，司马睿即晋王位，大赦改元，始备百官，立宗庙建社稷，立太子封百官。又按《晋书·卷六十八》王导传云；“及帝登尊号，百官陪列，命导升御牀共坐。导固辞，至于三四，…帝乃止。进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以讨华轶功，封武冈侯，进位侍中、司空、假节，录尚书、领中书监”。好象王导也是在司马睿称帝时封武冈侯的。但是实际历史事实并非如族谱所推断的那样。首先该推断与《旧序》所云相互矛盾；《旧序》中有“钦再世而有丹阳守曰宠，宠再世而有员外郎曰成，乃继先志，於建兴乙亥秋，始举江东大族，侨迁豫章之塗舍村，而子孙定居焉。”建兴乙亥是公元315 年，是在司马睿即晋王位之前，如按该推断，此时钦公尚未封新吴侯，封地还没有，只有钦公一个人“出镇豫章”，在这种情况下就匆匆忙忙“举江东大族，侨迁豫章”，实在于情理不符。其次，王导的《旧序》撰写于建兴四年即316年，此时丹阳太守应为安阳乡侯、丹阳人薛兼。《晋书·卷六十八》薛兼传云；“进爵安阳乡侯，拜丹阳太守。中兴建（即大兴元年，丹阳成了东晋之京城），转尹，加秩中二千石，迁尚书，领太子少傅。”将丹阳太守（或称内史）改称丹阳尹，是在大兴元年即318年六月，即在司马睿称帝之后。又按同卷之王导传云；“永嘉末（即312或313年），迁丹阳太守”。《晋书·卷六十九》刘隗传云；“大兴初（即公元318或319年）长兼侍中，赐爵都乡侯，寻代薛兼为丹阳尹。”宠为丹阳守应为试守，即代理太守，试守期限一般为一年，试守时期经考核不称职者撤换之，合格者转为太守。俗话说‘京官难当’，估计宠为丹阳守的时间不会太长，但也应在王导之后、薛兼、刘隗之前。这一事实是否也可以说明，《旧序》中关于钦公父子、祖孙三代，分别封爵任职为侯、守和员外郎的记述，是合理的、准确无误的，同时也说明了当时钦公父子位高权重，显赫一时。如此，仅按《旧序》推断，则钦公封新吴侯，也应在建兴乙亥即公元315 年“举江东大族，侨迁豫章”之前。
事实上司马睿早在永嘉四年即310年，就开始任命太守、设置郡县，拜爵封侯了。按史册记载，永嘉三年即309年，汉主刘渊先后两次派数万精骑攻击洛阳，太傅司马越征调建威将军钱璯和扬州刺史王敦率兵援救洛阳，钱闻汉军强盛不肯前去，司马越命司马睿派人催行，钱谋杀王敦以反，王敦奔建业，司马睿派兵进讨，但因众寡悬殊，未敢交锋。次年三月，钱屡战屡胜，兵逼阳羡，威胁建业，司马睿在江南的生存面临严重危机。这时义兴大族周玘纠集部曲，与司马睿合力相助，方将钱璯击灭。周玘斩钱璯，已是三定江南了，他使司马睿在江南得以站稳了脚跟，司马睿“嘉其勋，以玘行建威将军，吴兴太守，封乌程县侯，并以阳羡及长城之西乡，丹杨之永世别为义兴郡，以彰其功焉”。其弟周札亦“以讨钱璯功，赐爵（只是给予荣誉称号，没有食邑，只有特许加恩者，乃得食邑）漳浦亭侯”。（按《晋书 卷五十八》周处传）
为什么司马睿在永嘉四年就敢于不把朝廷放在眼里，开始行使君王的`权力；任命太守、设置郡县，拜爵封侯呢？当时太傅司马越仍手握重权，而且与琅琊王的关系非常亲近；东海王越的封地与琅琊王的封地原本相邻，都在徐州，两家关系不错。司马越初以世子为骑都尉时即与琅琊王伷之子、司马睿之叔司马繇侍讲东宫，即同为太子遹的陪读、是同窗好友。永安元年即304年，司马睿就跟随大都督司马越征讨成都王颖。次年，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讨伐河间王顒及张方时，司马越以睿为平东将军、监徐州诸军事，并将自己的后方根据地下邳，委托司马睿代为镇守。时越妃裴氏之兄裴盾为徐州刺史，与睿共治下邳。妃兄裴邵亦为睿安东府长史，与安东府司马王导相交颇深。永嘉元年，琅琊王氏家族王导、王敦、王曠（王羲之之父）等兄弟，为了维护豪门望族的阶级利益，看到司马越主持朝政以后，专横跋扈，危乱社稷，已经失去了可以依附、利用之价值，密谋策划之后，提出寄希望于司马睿南渡、另立朝廷的设想。七月，南渡的计划也是经由司马越的批准，并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、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、假节、镇建业。假节，只是军事长官拥有处杀军队中犯军令者的权力，既不能处杀两千石以上的官员，也不能处杀无官位的平民，只是相当于今日的军区司令员，不能干预地方行政。琅琊王睿渡江之后，由于他只是皇室远支，拥有权力也很有限，以致“名论素轻，吴人不附，居久之，士大夫莫有至者”。最后还要借助于琅琊望族王导、王敦兄弟的声望，来显示其地位的尊贵。为了站稳脚跟，王导兄弟也极力辅佐，出了不少主意。拉拢江南豪门士族，争取他们的支持，乃是站稳脚跟的根本；王导就曾对司马睿说过；“顾荣、贺循、纪瞻、周玘，皆南土之秀，願尽优礼，则天下安矣。”司马睿也让王导代表他亲自登门拜访这些人，并委以军政重任。永嘉四年即310年，当义兴大族周玘纠集部曲，与司马睿合力相助，将钱璯击灭之后，使司马睿摆脱了生存困境，站稳了脚跟，为以后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为此，司马睿立即作出反应，“嘉其勋”，进行重奖，并分别封赐周玘兄弟为县侯和亭侯，应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。首次行使君王权力并封爵，动作很小，且只限于周氏兄弟二人。随着形势发展，司马睿加快了江南政权的建设和扩大了封爵的人员。
310年十月，汉主刘聪调遣四万大军进攻洛阳，洛阳吃紧。镇东将军、扬州都督周馥以洛阳孤危，上书请迁都寿春。太傅司马越大怒，他一面出居许昌，一面北调周馥及淮南太守裴硕援救洛阳，周不肯去，令硕帅兵先行。硕奉越命偷袭周馥，为周所败，退保东城。次年即永嘉五年（311年）正月，硕求救于司马睿，睿派扬威将军甘卓等攻周馥于寿春。周众溃，周馥在项城被俘，忧愤而死。按《晋书· 卷七十七》诸葛恢传云；“元帝为安东将军，以恢为主簿，再迁江宁令。讨周馥有功，封博陵亭侯”。诸葛恢是魏司空诸葛诞的孙子，诸葛诞因反对司马氏专政，为司马昭所杀。诸葛恢的父亲逃奔江南孙吴，诸葛恢的姑姑却是琅琊王妃、即司马睿的祖母。江宁县令诸葛恢显然参与了讨伐周馥的行动，虽为司马睿的长辈亲属，但不可能单独只封他一人为亭侯，应是平定华轶后封爵名单中的一员。
311年三月司马越卒于项城，四月石勒全歼晋军主力，六月怀帝蒙尘于平阳，西晋王朝已经到了该落幕的时候。此时，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，推琅邪王睿为盟主，睿承制署置官司，改易长吏，江州刺史华轶不从，司马睿使王敦、甘卓、周访、卫展等讨之。同时又趁热打铁赶走了豫州刺史裴宪，使自己的势力西扩到了长江中部，向西扩张的第一阶段性部署胜利实现，实力大增。评定功功绩、嘉奖军政要员时；以甘卓为湘州刺史，周访为寻阳太守，陶侃为武昌太守，纪瞻以讨周馥、华轶功封都乡侯，贺循将封乡侯，顾众封东乡侯，陆晔封平望亭侯，孔愉封余不亭侯，庾亮封都亭侯，庾冰封都乡侯，只有王导一人以讨华轶功封武冈侯。
钦公出镇豫章的时间是在永嘉三年即309年，应是司马睿渡江后，向西扩展的重大决策。两年后即311年，按理他应当参与了讨伐华轶的军事行动，封其为新吴侯应当也在这一年。对此，王导在永嘉末（即312或313年）迁丹阳太守、加辅国将军时，曾上牋曰；“昔魏武，达政之主也；荀文若（彧），功臣之最也，封不过亭侯。倉舒（曹沖），爱子之宠，赠不过别部司马。以此格万物，得不局跡乎！今者临郡，不问贤愚豪贱，皆加重号，辄有鼓蓋，动见相凖。时有不得者，或为耻辱，天官混杂，朝望穨毁。导忝荷重任，不能崇浚山海，而开导乱源，饕窃名位，取紊彝典，谨送鼓盖加崇之物，请从导始。庶令雅俗区别，群望无惑。”其中 “不问贤愚豪贱，皆加重号”，“天官混杂，朝望穨毁”，应有所指，他主张“雅俗区别，群望无惑”。和他同时以“讨华轶功”封侯的庾亮、纪瞻和贺循等人，只封为亭侯、乡侯，应非其所指，而只有钦公既无军功，也无任职，却和他一样封新吴侯。难怪他在《旧序》中只说“有名钦者，以功封新吴侯”，这个“功”王导肯定是清楚，只是很反感而已。反之，他对钦之孙员外郎成、一个刚刚出仕的青年，在《旧序》中却不乏赞誉之辞；“成以儒术而登仕籍，列宫朝，署刑部江东司员外郎，处事详审，听政无遗。……噫，成与导乃忘年友也，故特携此谱以求叙，而导则敢不题其首，俾涂氏之子孙知世之余者其来远矣”。这大概就是王导的个性分明吧！
建兴元年即公元313年，司马睿的录事参军陈頵，也有和王导类似的上言；“昔赵王伦篡逆，惠皇失位，三王起兵讨之，故厚赏以怀向义之心，今功无大小，皆以格断，乃至金紫配士卒之身，符策委仆隶之门，非所以重名器，正纪纲也，请一切停之！” 王导、陈頵所言应代表当时朝野士儒之见，钦公未能留名于史册，应当与这些士儒有很大关系。
此后，司马睿力求继续向西扩张势力，召荆州刺史、都督、南蛮校尉王澄为军咨祭酒，以军咨祭酒周顗代之。不料王澄为王敦所杀，周顗为杜弢等所困，司马睿政权内部矛盾开始凸显。建兴元年，因元帝多用北人驾御吴人，吴人颇怨。吴兴太守周玘自以失职，又为刁协所轻，乃阴与其党谋诛执政，以南人代之，事泄，元帝闻而秘之，召周玘为镇东司马。未到，复改授建武将军、南郡太守。周玘南行至芜湖，又下令“今以为军谘祭酒，将军如故，进爵为公”。但周玘却忿于廻易，忧愤而死。次年吴兴功曹徐馥受周玘之子周勰唆使，起兵反。
建兴三年即315年，平定徐馥后，以周札为奋武将军、吴兴太守，后录前后功，改封东迁县侯，进号征虏将军、东中郎将，镇涂中。同年，陶侃等将军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平定了杜弢，司马睿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荆、湘、交、广等地，陶侃以功封柴桑候，甘卓进爵南乡侯，周访赐爵寻阳县侯。元帝承制进王敦为镇东大将军，加都督江、扬、六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封汉安侯。
此外，江南名士薛兼，少与同郡纪瞻、顾荣、贺循、闵鸿齐名，号为“五儁”，司空、东海王越赐爵安阳亭侯，司马睿在即位前只不过进爵安阳乡侯，拜丹阳太守。琅琊临沂人刘超，以忠谨清慎为元帝所拔，恒亲侍左右，遂从渡江，转安东府舍人，专掌文檄。相府建，又为舍人。超自以职在近密，而书迹与帝手笔相类，乃绝不食言与人交书。时出休沐，闭门不通宾客，由是渐得亲密。以左右勤劳，只赐爵原乡亭侯，食邑七百户。江南名士顾荣，元帝初镇江东时为军司加散骑常侍，凡所谋划，皆以谘焉。生前未见司马睿封爵，及司马睿为晋王，方追封其为公。深得元帝器重的刘隗，由于严于刑宪、不畏权势，特别是与王导、王敦等进行过多次斗争，大兴初即318年方赐爵为都乡侯。
由此可知，从所封爵位情况看，只有王导、王敦、陶侃和钦公封为侯，其余多为列侯。在元帝的眼里，钦公比庾亮、甘卓、周访、刘隗、诸葛恢、刘超及江南名士纪瞻、顾荣、贺循、薛兼等文武重臣都更为重要，封爵也最早。钦公文不见著述设谋治国安邦，武不曾率兵冲锋陷阵，究竟以何功封侯，与司马睿究竟是什么关系？
钦公殁于咸康三年即公元337年，按享年九十余岁，则生于248年前，比生于公元276年的司马睿，至少大二十八岁。司马睿虽为皇族，实际上并无皇家血缘关系，其祖父又是“庶出”，除了叔叔司马越及婶婶裴妃的关心和照顾以外，起初在社会中并不为人所重视，琅琊王睿以安东将军渡江之后，还要借助于琅琊望族王导、王敦兄弟的声望，来显示其地位的尊贵。而琅琊王氏家族，看到司马越已经失去了可以依附、利用之价值，全部希望寄于司马睿南渡。司马睿当然也希望得到他们的鼎力帮助和支持，但又害怕豪门望族的势力过于强大，君弱臣强自己则成为傀儡，所以司马睿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嫡系力量。
早在东汉时期，各地守、相按例皆辟属内士人为掾，此种风气在西晋时犹很盛行，泰始元年晋武帝受禪即位后，“大封宗室，授以职任，又招诸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”。如成都人杜轸，被成都王颖辟为大将军掾，其弟烈为郎中令。吴郡人陆机、陆云兄弟，被吴王晏辟为郎中令。琅琊人孙秀，在赵王伦起初封稂琊时，秀为近职小吏，后伦封赵，秀徙户为赵人，用为侍郎，赵王伦篡位后，秀为中书令，政皆决之。
司马睿也不例外，除了琅琊王氏家族以外，按《晋书· 卷七十七》诸葛恢传云；“于时（司马睿过江为镇东将军时）王氏为将军，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，刘超以忠谨掌书命，时人以帝善用一国之才。”一国当为其属琅琊国。司马睿的祖父、琅琊王伷，按理也应辟属内士人为掾。公元265年十二月，武帝践祚，伷被封为东莞郡王。（东莞郡为汉建安初所建，辖境相当于今山东临朐、沂水、蒙阴、沂源等地。）他在公元269年为镇东大将军、假节、都督徐州诸军事，代卫瓘镇下邳时，钦公最少为22岁。公元277年即咸宁三年，伷因镇御有方，得将士死力，吴人惮之，八月改为封琅琊王（琅琊郡治开阳，今山东临沂县北），以东莞益其国。公元279年即咸宁五年平吴之役，伷率众数万出涂中（今安徽全椒县滁河流域，一说滁县），吴主孙晧奉笺送玺绶，诣伷请降，时钦公最少为32岁。按照“甲族以二十登仕，后门以过立试吏”的观念，此时虽不是高门甲族的钦公，亦应已在琅琊王伷府中试吏，很可能已是府中管理行政或吏事的官员。司马睿嗣位琅琊王时年仅十五岁，钦公（时最少43岁）应是辅佐司马睿的老臣。公元305年八月司马越以琅琊王睿为平东将军，监徐州诸军事，并把自己的根据地下邳交给睿代为镇守。睿时年三十岁，钦公（时五十八岁已近花甲）在此任职多年，熟悉当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应为司马睿的得力助手。公元307年即永嘉元年，七月已未（十一日）以琅琊王睿为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，假节，镇建邺。九月戊申，睿至建邺。时睿三十二岁，钦最少六十岁。可见钦公应自下邳，随琅琊王睿南渡到达建邺，一路风尘仆仆，历时近五十天，虽然只是军事调动，无须冲锋陷阵，但长途跋涉行军，艰难困苦必不可少。好在钦公有长期在此地域任职的经历，充分发挥了他的能力和特长，为南迁事务排忧解难。司马睿对钦公“扈跸南迁，功盖臣邻”的评价，应当是客观和可信的。可以说钦公长期在琅琊王府中任职，先后侍奉祖孙三代主人，加之钦公父子在南渡时，以忠厚、可靠、勤奋、得力，协助解决了不少困难，遂成为司马睿的得力助手、心腹老臣，“扈跸南迁，功盖臣邻，勋存社稷”应是封其为新吴侯主要功绩。
司马睿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；东海王越死后，世子毗陷于石勒，下落不明，裴妃亦被掠卖，东晋建立以后至大兴年间，始得过江。为报答司马越和裴妃之恩德，司马睿数幸其第，并以皇三子冲奉越后为东海世子，以毗陵郡为其封国，又以毗犯世子名讳，改为晋陵。又越尸体为石勒所焚，妃裴氏求招魂葬越，东晋朝廷袁瓌、傅纯等皆以为不可从，司马睿也认为不可从，但还是让裴氏招魂葬越后，才下诏禁之。又如司马睿即位时“命导升御牀共坐”，亦应含有一点感激其恩德之意；没有王氏兄弟的策划渡江，没有王导的鼎力相助，东晋是很难立国的；司马睿过江仅两个月（即十一月），其母死于琅琊本国，睿就想奔丧，但顾荣等固留，拖到次年三月方返琅琊国，四月葬母后才返回，其时坐镇江东稳定局势的就是王导。又有温峤受刘琨之命过江劝司马睿即帝位时，按《晋书·温峤传》云；“于时江左草创，纲维未举，峤殊以为憂。及见王导共谈，欢然曰；‘江左自有管夷吾，吾复何虑！’可见王导之功不可没。
元帝在江东站稳脚跟以后，为了摆脱王氏家族强大势力的影响，一直在扶植和培养自己的亲信势力，如起用刘隗、刁协、戴若思等。司马睿即帝位之后，更有“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，民投刺者皆除吏，凡二十余万人。散骑常侍熊远曰；‘陛下应天继统，率土归戴，岂独近者情重，远者情轻！不若依汉法遍赐天下爵，于恩为普，且可以息检核之烦，塞巧伪之端也。’帝不从。”连投刺劝进的民众，都要除吏，对钦公当然是倾其所有。
纵观司马睿政权的创建过程，他即帝位之前，除了在310年击灭钱璯之后，分别封赐周玘兄弟以外，还有两次大的封授爵位，一是平定华轶，二是平定杜弢，两者都是东晋政权向西扩张取得的重大胜利。第一次平华轶所封，以文职官员为多。第二次平定杜弢，战争时间跨度长，战斗打得也很艰苦，立功受奖封爵者，当以带兵打仗的将军为主。加上王导、陈頵所言应有所指，钦公封新吴侯的时间，按理应在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讨伐平定华轶之后。
丙戌伏月改于北京
